龙江风格的发源地，就在龙海市榜山镇洋西村，它也就是京剧《龙江颂》龙江大队的原型。笔者从1999年起多次深入这个村庄，遍访当年创造龙江风格的“江水英”，江水英是一个群体，而非某个人。在洋西村，有当年的大队支书邱程溪、大队长郑流涎；在榜山镇，有当年的榜山公社书记苏海成、副书记郑饭桶、党委委员徐学文；而在龙海县，有当年的县委书记刘秉仁、县长杨保成等，还有许许多多无名英雄，因为堵江截流，全县总共有六大主体工程，有数十万人参加。

在笔者于1999年开始龙江风格田野调查时，已有一些江水英原型人离世，如刘秉仁和邱程溪等，十几年后的今天，“江水英”在世无几。笔者一方面庆幸自己早于十几年前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田野调查，另一方面又深感时间的无情，抢救精神财富刻不容缓。

1963年春天，在龙海大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后又是怎样在这块饱经患难的土地上诞生了名满全国的龙江风格？当年，人们的精神境界真是如此高尚吗？或者有什么做思想工作的法宝呢？

以下，笔者将带您回到那个久远的时代，您也许听到的是战天斗地的呐喊，也许感受到的是千肠百回的纠结，但不管哪一种声音，笔者都力求传达给您真实的历史回响。

九龙江西溪抗旱堵江的劳动场面，江中的船只为一号指挥船，抉择就在这艘船上。

千里大旱，祈雨253天

1963年春天，大旱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龙海全县。

全县76座小（二）型以上水库蓄水量仅有40%。这些水库都是龙江人在农业集体化进程中，联片修塘、挖井、建库而成的，连续几年农业常年增产丰收。如今，许多水库都已经见底了。

年年岁岁滋润这方水土的九龙江呢？

支流西溪流量只有2. 71立方米每秒，从石码到漳州的汽船已无法通行。

流量最多的主流北溪只有22.5立方米每秒，汽船航行就像乌龟匍匐。

另一支流南溪，汽船原本可以直溯邻县漳浦官浔，如今只能停靠岸边，断流了。

看纵横漳码平原的六大引水渠道。上游洋西渠道濒临九龙江，蓄水量只剩下4%．南港、官浮等下游渠道，干涸得可当路走。

《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著名诗人郭小川亲历并记录了这场大旱：“公路两旁的桉树枝头，已经垂下了片片黄叶；山上的野草丛中，已经出现条条枯枝；大豆地里那不到一尺高的秧苗，竟也未老先衰地变得半身枯黄。而许多河道竟成了白色的河滩，许多水塘成了干涸的深坑，许多田畦裂开了龟纹，许多大川成了小河……

诗人置身其间，“论季节，现在不过初夏；论气候，却好像是暑天；论景色，却大有秋天的意味。”

旋即而至的《福建日报》俞月亭、夏乡等10位记者则以“石刃”为笔名在报告文学《抗天歌》里抒发旱情带来的失落：“在这广阔的龙海平原上，到哪儿去找那春雨迷茫，新泥翻浪，草木新绿，桃花满枝的迷人春色呢？”

触目的是“山塘干涸、水库见底”，“沿江十几个进水闸门，一个个被逼得落锁紧闭”。

记忆深处碧波荡漾的九龙江，“到处裸露着大片大片的沙滩”，在俞月亭们的眼里“就像一条绿色长龙，忽然被一场烈火烧得遍体鳞伤”。

千年一遇的大旱，土地龟裂。

走过亲手开挖的渠道，龙江人想：怎么可能没有水呢？人定胜天！他们全民动员起来，向地面要水，向地下要水。

人们组成了探水队，在全县11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找水。搬出地方志，搬出族谱，搬出一切有关的文字记载，逐行逐字，查史迹，查牌记，查村名。有的探水队挨家挨户访贤问老，访问老干部、老田农、老耕主。全县访问了2000多人，找到了1500多个泉眼。人们请教水利土专家，观察自然景象，看地质看地形看地貌，有时用钻机钻进土里，盼望着水从地底下喷涌而出。查、访、观、看、钻，所有在长期农业生产中总结出的老经验全派上了用场。

人们使出浑身解数，见水就取，绝不容一滴水白白流失。从江里抽上水、从井里吊上水、从坑里挑出水、从洼里戽出水、从山那边盘来水。人们原本坚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抽水、吊水、戽水、挑水、盘水，所有五花八门的取水方法用完了，水也尽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受到了老天最无情的嘲弄。

人们铆足了劲，挖遍每一寸土地，也要把水源找出来。人们先是清了旧池塘、旧水井，还有旧沙沟，没水。挖了新池塘、新沙塘，新沙堀，也没水。打土井、吊窝井、机钻井，洋灰井、木套井，还是没水。人们愤怒了，竟然拿起土炮，炸开了石缝，巴望着石头上出过水的泉眼，小泉变大泉。任凭你暴突着眼珠子死盯，裂开的泉眼，还是没水。

看人们的心旱成啥样。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旱情吗？

九龙江和中国许多大江大河一样，西高东低，顺势而下。夏秋之际，雨水集中，是为汛期。雨多则为洪涝，雨少则为干早。九龙江流域属亚热带季风区，深受季风影响。春季，季风徘徊较高，形成连绵不断的梅雨，便是插秧的好时节。有些年头季风却早早北上，闽南就遭春旱。1963年，闽南留不住季风，季风呼地北上了，一场透雨也下不来。

据漳州府志记载：从贞元6年（公元790年）到清乾隆56年（公元1791年）总共28次大旱，载明旱期的有11次，最长的两次是宋隆兴2年（公元1164年）和清乾隆12年（公元1747年），旱期7个月。以后史料中再也没有详细记载，据老农回忆，光绪28年（公元1903年）至1962年，有过9次大旱，最长的不超过6个月。

从1962年10月3日至1963年6月13日止，龙海没有下过一场透雨。

253天，八个多月。

1963年的大旱，千年罕见。

旱季计划春播面积28.9万亩，缺水溶田14. 55万亩，农地计划8.2万亩，受旱5.9万亩。而许多地方，连人吃的水也干了。角美公社石厝500多户社员，每天都要到5里路外的“行坑井”排队挑水；东园公社的秋租、田厝、凤山、过田一带，社员用一小盆水都要精打细算，先淘米、后洗菜，再洗脸，然后留着晚上洗脚，再倒去喂猪。有的社员干了一天活，没水洗脚，只好脏着脚板睡觉。

时任中共龙海县委领导班子的合影照，前排右一为县长杨保成，右二为县委书记刘秉仁，堵江截流正是在他们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京剧《龙江颂》编剧余雍和说：“江水英的原型是一个群体，包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书记。”

痛苦抉择 小我服从大我

 1963年2月11日，龙海县委书记刘秉仁向全县人民发出“九龙江有水不算旱”的战斗口号，决定堵江截流，引水抗旱。

榜山公社的位置靠江的上游，正好可以吃到九龙江的淡水。可是，根据勘察，要在榜山公社洋西大队一侧的江口堵住西溪，截住上游的淡水，让它涌进洋西水闸，流过九十九湾，抢救上述石码、莲花、东园和东泗四个公社的田地。而九十九湾是要经过榜山公社的，它一经过，就要使这里的低水田遭受涝灾。因此，榜山公社代表不能不参加堵江抉择的会议，并且自然而然成了大家注目的中心。榜山公社派出的代表是党委委员徐学文。

抉择是发生在1号指挥船上的。会议本来是要到县里开的，但是县委书记刘秉仁从漳州打回电话：“要开，干脆搬到现场开。”就这样，主持会议的县委常委李传荣和副县长杨松山，把到会的人员都集中到石码码头，上了1号指挥船，直向计划堵江的地点——榜山公社洋西大队驶去。尽管徐学文事先并不知道堵江地点已定在榜山公社洋西大队，但是他已经意识到堵西溪最佳的地点就在榜山公社沿江处。在大旱天里，九龙江水顶不住海潮上涨，下游四个公社地处九龙江出海口，涌进的尽是咸水，而咸水是不能灌溉的。选择在上游的榜山公社堵江引水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1960年春旱，也曾在榜山堵江，大坝刚合龙，就遇到暴雨而被洪水冲垮，旱情也因而解除了，可是榜山却遭受很大损失，人们记忆犹新。今年旱情更加严重，要是仍在榜山堵江，引水经过之处，榜山上千亩麦田、秧地和低洼田都将被淹没，那损失就更大了。

但打李传荣宣布会议开始，要大家就西溪堵江发表意见，徐学文就一句话也没说。

他说什么好呢？

长期无雨，海水上侵，九龙江下游的水也越来越咸了。江无论如何是要堵的。榜山无论如何要支持堵江的。他想。

全县一盘棋，石码居民——工人、农民、干部，男女老少齐动员，在灯光球场彻夜缝制了3万条草袋，以应北溪堵江急需。

但是，江一堵，水位上升，榜山公社的一部分低田，就首先要泡在水里。这里有眼看就要到手的麦子，有嫩绿茁壮的秧苗，有每亩已经施上成百担河泥的肥田。社员们会同意这么做吗？

一个下午光景，他始终左思右想，坐立不安。但这一刻，他不能再逃避，不能再犹豫，不能再一声不吭了：“堵江我们也赞成。刚刚我试过水，洋西以下的水，盐分都很大，从洋西大队堵了江，能解救下游几万亩水稻田，这是件大好事。受损失的地区如果少数人想不通，我们可以做工作。小利要服从大利，小我要服从大我。我们从全局出发，没有意见。”

召开于1号指挥船的堵江会议，也被叫做“舟中会议”。“舟中会议”还把上场1万名民工、百条船、10万斤茅草，以及木材、麻草袋等物资任务分配到各公社、各部门。

笔者曾于石码镇西湖路108号见到退休多年的徐学文。榜山风格出名时，徐学文的名字和“小利服从大利，小我服从大我”这句话一起上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许多报刊。徐学文身高不足1.6米，体重不到50公斤，走在大街上，很快会被人海淹没。可就是这么一个看似单薄矮小的老人，却在37年前作下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表态”。

“您当时只是一个党委委员，不是第一把手，怎么敢作这样的表态呢？”

“可我是共产觉员。”徐学文说，“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小局服从大局。下游都旱成那样子，堵江是惟一的选择,再大的困难，榜山公社也要服从县委的决定。”

开完“舟中会议”，尽管已是暮色沉沉，徐学文还是顾不上吃晚饭，踩着自行车往公社跑。这时，他最想见到的是公社书记苏海成。

为了在大潮到来之前实现大坝合龙，挑沙的人们与潮水赛跑。

除了算账，就是忆苦思甜

连夜，榜山公社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各大队的支书都参加了。

怎么打通干部的思想，苏海成一夜无眠。“舟中会议”当晚，苏海成就接到了徐学文带回的消息。其实，早在几天前，他就接到了县委书记刘秉仁和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传荣先后打来的电话，他们在电话那头，语重心长地说：“东园等公社旱情很严重，可能真得堵江。海成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电话这头的苏海成坚定地说：  “县委怎么决定，我们榜山就怎么做！”

“舟中会议”第二天一大早，苏海成先开了党委会。党委们倒是通得快，大家打定主意要从洋西大队支书邱程溪身上寻求突破。

下午报到时，邱程溪一进门，就被公社党委书记苏海成叫到一边去。邱程溪是洋西大队支书，堵江地点就在洋西灌区四孔水闸下游，堵江之后，水就要通过洋西水闸进入九十九湾渠道灌溉下游公社。他明白堵江之后，洋西大队将会遭受到什么，而苏海成则希望邱程溪在即将召开的支书会议上带头发言首先表态。邱程溪看出了苏海成为今天的紧急会议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损失最大的洋西大队如果首先支持堵江，雩林、崇福、榜山、文苑和翠林等五个大队只是过水路，还能反对吗？

邱程溪没有马上答应苏海成。这个童年时代曾经随父母逃灾要饭的人，脑子里正在翻江倒海。如果是我自己的，我什么都舍得。可这是集体的啊！万把人上场，洋西那小小的地方踩都踩平了。田地受淹、砖瓦窑停火，这一年社员的生活怎么安排？

会议像苏海成预料的那样一开始就不顺利，六个大队有三个大队表示反对。

“我支持堵江！”邱程溪“霍”地站起来。会议一开始他就闷声不响，没想到第一句话竟是支持堵江。会场刹时安静下来。“没有党，哪有我邱程溪？哪有洋西大队？哪有榜山公社？”邱程溪鼻子一酸，豆大的泪珠落在了会议桌上。邱程溪父亲早死，只7岁就随着母亲流落外乡乞讨为生，17岁那年， 穷人翻身做了主人，他才结束风餐露宿的生活回乡安家，几年后又当上了大队支书。

回忆往事，十几条铁打的汉子竟泣不成声。他们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告别了旧生活又迎来新生活，这种转折是怎么来的呢？没想到抗旱会议竟是从忆苦思甜开始的，而忆苦思甜却解开了大队支书的心上结。

“咱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要抗击这么大的天灾就得开展大协作，要协作抗天灾就容不得各人只顾自己。”这是铮铮汉子们擦干眼泪后共同的心声。他们不知疲累通宵达旦研究对策，他们拿出百倍勇气决心与公社党委共挑这副千斤重担。

一盘棋的思想树立起来了，堵江截流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抽水机群是当年最先进的抗旱工具。

凌晨4点，会议结束了，但新的战斗马上开始。只有干部想通了还不行；只有社员想通了，那才叫真通。榜山公社全体党委委员乘着夜色分头奔赴6个受损大队。

公社党委副书记郑饭桶是洋西人，除派回洋西大队驻点之外，还要承担调动全社支援堵江所需人力和物力的重任。

苏海成目送着邱程溪等大队干部匆忙离去的身影，电话铃响起，县委书记刘秉仁询问干部们是否想通了。

“海成啊，干部也好，群众也好，千万要做好工作。不管土地、秧苗或者小麦损失多少，你要实实在在报上来。”刘秉仁夹着山西口音强调着，“有什么问题，县委会想办法解决的。”

放下电话，通宵达旦的疲乏顿时消散，苏海成安排就绪公社工作，马上和另一位副社长随后赶到洋西大队。

时已东方破晓。

邱程溪回村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但每走近村子一步，他的心就沉重一分。

要在洋西堵江，堤外珠仔州正在抽穗的120亩小麦和几十亩甘蔗就要被淹。

堵江时，全队要出动300名劳力上场，民工的伙食和补贴要大队自己筹措。

要在洋西摆战场，20多条砖瓦窑都得腾出来让民工住宿和办伙食，每窑要损失千把元。

上场22艘船，每艘每天停捕溪蜊得少收入20元，总共又要少收数千元。

还有，万人千船汇集洋西，一人一脚，巴掌大的洋西几天工夫成啥样啊。一路上，邱程溪七上八下地盘算这些损失，他在党委扩大会上率先表示支持堵江。可这些损失是大家的，他要怎样向社员们开这个口呢？他首先找到了大队长郑流涎，并取得了后者的支持。

开了大队会，又开小队会，开了小队会，又开社员会。消息像一阵风，迅速传遍了洋西大队的每个角落。村子顿时沸腾了。

洋西大队靠近九龙江，怕涝不怕旱，大旱踏水车还是照样吃到水。三个多月没下雨，下游几个公社没水溶田，洋西人也知道。他们以为多施肥、多打粮就是对旱区的支援；他们以为自己用旧水车，把抽水机让给其他公社，旱情就能缓解。哪知道河塘干枯，已无水可抽，即使派人帮忙打井，也小水解不了大渴。

在洋西堵江意味着什么，人人心知肚明。

一年的收成很快就要淹在水里，大家吃什么？再说珠仔窑那片地，是全村百来户人家的菜地，听说要挖那里的土来堵江，那以后连菜也没得吃了。

这一天，不管是在溪边，还是在田头，人们只要碰在一起，都在议论堵江，每个人的心头都打着一个结。

大批参加堵江的民工就要驻进洋西，这一个个结不赶快打开，对堵江很不利。早在回村的路上，邱程溪就一直在琢磨着如何打开人们心头的结，他和郑流涎商量后决定引导社员们开展算账对比和回忆对比。

三百亩多，还是九万亩多？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第一道算术题。

由第一道算术题再推出第二道算术题：一个村子大，还是一个县大？

由这两道算术题再推出一道比较题：小局重要还是大局重要？

笔者在走访中，发现当时做通群众思想有用的方法是算账对比与忆苦思甜。对比两个社会、两样灾年、两种现实，纯朴的老百姓心中的结慢慢松了，心里豁然开朗。

解放前当过长工的老农民郑水龟，在一旁仔细地听着别人的意见。他也考虑过麦子呀、秧苗呀之类的问题，但他总觉得这中间有一样东西比麦子比秧苗更重要。  “我们掉了一片树叶，有人民公社的大树，怕什么！我看，我们不能光顾自己，堵江引水，淹掉一部分田，换来几万亩好收成，这是‘丢卒保车’，很值得！”

丢卒保车！大队书记邱程溪抓住时机接过郑水龟的话，说：  “如果我们把全县的抗旱斗争比作一盘棋的话，洋西大队的三百亩只是一个卒子，下游几个公社的九万亩就是车，有时为了保住车，就不得不丢掉卒子。”

后来，榜山公社包括洋西在内的六个大队，共损失一千三百亩待收成的庄稼，抢救了下游近10万亩的稻田，因此，便有了“丢千三，救十万”的美谈。

堵江之后，江水流过莲花公社干旱的土地。

全县一盘棋，榜山玉枕比风格

2月14日，宁静的洋西沸腾了。

2月13日上午，九龙江西溪堵江工程指挥部进驻洋西工地。工程由县委第一书记刘秉仁任总指挥，副县长杨松山、水电局长郑德培任副总指挥。杨松山同时还是现场总指挥。

工程施工组、医疗防疫组、宣传报道组、供销服务站等相继进场。

商业部门送来各种堵江物资、器材。

手工业部门送来畚箕、扁担、草袋、麻绳。

交通运输部门把最好的车辆和船只组成支援堵江运输队。

第二天，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榜山、莲花、东园、东泗和石码等五个公社10300名劳动大军组成战斗队列开进洋西工地。每个队列都由公社书记任总指挥，公社副书记任现场指挥。民工实行“三自带”，即自带工具、自带被席，自带口粮，外加10斤茅草。

巴掌大的洋西迎来万人千船，福建省最大的临时性堵江工程就要揭开序幕。

2月14日清晨，天边送来第一缕晨光。从东泗、从东园、从莲花、从石码、从榜山出发，浩浩荡荡的抗旱大军扛着锄头，挑着畚箕，背着被席，向着堵江工地洋西奔将而来。然而一路激昂的心情随着目的地的接近反而变得复杂起来——他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理由说自己是受欢迎的客人。

可洋西人像迎接远道而来的亲戚一样，他们把学校、祠堂打扫得干干净净，拿出烧窑用的茅草给民工垫铺，还停了瓦窑当民工宿舍，最后又把自己的住房让出来。大队长郑流涎，全家五口人，都挤在小厨房里，把两间房、一间大厅腾出来让民工住，民工过意不去，硬要队长搬回房里，但队长怎么也不答应：我们再挤，也不能叫客人住厨房。其他群众也都是把最好的房子让出来给民工住。

不只是洋西大队，榜山公社崇福等几个大队的400名民工，把房子让给了客人住，自己却用蔗叶盖一个顶棚，三四个人合一床棉被，露宿在寒风凛凛的江岸甘蔗园边。

榜山公社派出了1300名民工，参加堵江战斗。

2月15日，首堵西溪的战役打响了。大旱的闽南刹那间扬起震天动地的声浪。

工程的第一阶段，就是大兵团构筑拦江大坝。

2月18日，由南北两岸同时起筑的沙坝开始向合龙口夹攻。

堵江截流的合龙口，是整个工程最艰巨、最复杂、最关键的阶段。合龙前，工程指挥部作了重要的部署。充分备足所需的各种物资器材，协调好前方突击和后勤支援的关系；选留精兵强将3000名参加合龙战斗；同时把习水性有经验的民工，配置在关键岗位上当突击手。

堵江截流时期的“公”字闸。

下午 4时35分，成功合龙。

但七点一刻，一声巨响，江水咆哮汹涌，冲开了龙坝，有十几米宽。

第一次合龙宣告失败。

潮水冲垮的不仅仅是大坝，不仅仅是一万多人的日夜苦战，也不仅仅是实现千斤县的计划。潮水将要冲垮的是对温饱的渴望和对生活的梦想。是民心。是稳定。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洋西急需草袋，天亮之前务必送到！声音传向每个小镇每个村落。

漳州运输总站一辆货车满载麻袋，开亮车灯，风驰奔向洋西。

海澄拖拉机站开出两台拖拉机，挂着车斗，拖着几十根木桩朝洋西工地迅跑。

石码航运站的小船满载4千条草袋，逆行水浅无法划行，工人只好头套绳索，沿着坎坎坷坷的河岸，拖船前行。草袋必须在天亮之前送到洋西。拖船的是两个女人，一个叫陈阿乌，一个叫翁爱宝。

紧急会议在深夜的指挥船上召开。

县委书记刘秉仁斩钉截铁地说，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把江堵上！

汗水和着江水从脸孔淌到胸前滴落在残缺的大坝上。千千万万个血性汉子握紧拳头怒目而视。47万颗心在这冲垮的瞬间拧得更紧。

玉枕技术员王三耳说，打木桩是惟一的选择。玉枕领队蔡昌说，我们来打桩。玉枕洲是九龙江口的一个小洲，莲花公社一个生产大队，耕种着2300多亩田地，这里四面环水，不怕天旱，全靠引用九龙江水灌溉农田。

江堵了，洲上2300亩大田便无九龙江水溶耕插秧，而且堵口中最艰巨的合龙任务——打桩，无论如何只有长年与江海打交道的玉枕汉子才能担负。这明摆着不是要玉枕人“拿自己的手掐自己的脖子”？ 但同样在算账对比与忆苦思甜后，玉枕人派出最精干的40位打桩手来促成大坝的合龙。

没有谁比玉枕人更适合承担这样的重任。这不仅仅需要不怕死的精神，这还需要长年累月与大海搏斗而来的打桩技术。

玉枕人漏夜划着小船回家了，当然他们不是为了过夜，他们必须在天亮之前把打桩用的石夯运到工地。这石夯有一百多斤重。

2月20日早上7时整，第二次合龙开始了。第二次合龙，打桩是惟一的选择。打桩，意味着玉枕人不得不“用自己的手掐自己的脖子”。

合龙口上，激流翻滚，第一次合龙失败后残留下的竹桩、船板、篾条，像一把把利剑，横七竖八地矗立着，人要掉进水里，就是水性最好的水手也会丢了性命，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深水沙基打桩，一根桩少说也得打一个小时，而现在却要把四十根桩在一天内打完。

打桩是一个难度极高，危险性极大的工作。几年前的一天，玉枕洲上，68岁的蔡昌和80岁的蔡芋糅不厌其烦地为我演示打桩这门古老的技术。遍访玉枕，40名玉枕汉子中只有极少数老人还在人世。

动手打桩前，打桩手要把木桩插进江心，在木桩顶端系一根粗麻绳，再在绳子两端结一个活套，穿进两根六七尺长的小杉木，然后由两个人护住木桩，十二个木桩手攀着木桩爬上去，分两边站在小杉木上，你抱着我的腰，我扶住你的肩。然后，扶桩的人轻轻摇动木桩，上面十二人喊着号子，整齐地用力，把木桩压进沙层，钻进土里，直到够得着站在船上打夯为止。如果扶桩的人一不小心，或者站在上面的人稍失平衡，全部人员便会一齐摔进滚滚急流中去。

当年执笔《抗天歌》的福建日报记者俞月亭也向笔者忆起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几十丈宽的浩荡的江水集聚在一起，向小小的合龙口猛冲，激起一人多高的浪头，发出震天动地的啸声。九龙江随时准备吃人。

县委书记刘秉仁和工地总指挥、副县长杨松山亲自带着抢救队，守在龙口坝上，随时准备救人。

人们把心提到喉咙口，手心里攥着一把冷汗。40个玉枕汉子脱光衣服，只穿一条裤衩，挺立在咆哮不驯的江水之上。

事实上，汉子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在内心深处如江水般猛烈冲撞的不是危险，不是死亡．而是二千亩和十万亩的换算。

随着大坝的延伸，流到下面去的水越来越少了，洲上那28个进水闸已无淡水可进。纵横交错的内港里淡水见底。田播不了，2000多人无水可喝，还说什么牲畜呢？

是2000多人，不是40个人。

现在40个人就要与汹涛恶浪搏斗去了。目的却是为了最终切断水流。

从明天起，九龙江的淡水就再也流不下去了。那里有个洲，洲上住着2000多人。

工地上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40条汉子身上。

“怕鬼就不能看目莲戏。玉枕人，跟我来！”领队蔡昌紧紧裤带大喝一声，心一横，第一个跳上了拴在合龙口的小船。

24条黧黑的汉子嗖地从岸上飞到船上。

16条汉子在坝上守护着，随时准备替换同伴。

嗨……哕！

汉子们分两边站在悬空的杉木上，你抱着我的腰，我扶住你的肩。

木桩压进沙层，钻进土里。

一根、两根、三根……

玉枕人在空中摇晃着、打击着，七丈之下是咆哮翻滚的激流。

滔滔汗水在二十四个黧黑的脊背上流成发光的小河，汗珠像雨点一样从二十四个额头上掉进张开口的江心。

手心磨破了，虎口震裂了，鲜血凝成了疤。

午夜时分，40根木桩被一寸一寸打进了江心。

欢呼声中，沙包像雨点般抛进了水中。

大坝合龙了，咆哮不驯的江水复归平静。

40条汉子轰的一声，像山一样倒在了岸上。

洲上人们，可好？

2月21日被截住的西溪水，三天后流遍了洋西、南港两大灌区，15天内灌溉了榜山、石码、莲花、东泗、东园、颜厝和步文7个公社近万亩田地。

丢卒保车，大旱之年取得大丰收。

车卒俱保，大旱年喜丰收

春天，终于被人们迎回来了。千年大旱的闽南有了第一件春天的绿装。

清明眼看就要到了，榜山公社1300亩大田还没插上秧。那里还是白茫茫的一片，光崇福大队少说也有20万方积水。打铁要趁火色，耕田别误季节。春天可是不等人的，春天插不下秧，夏天就不再是收获的季节。

榜山公社的党委已明确表示，你们需要什么，我们给什么。洋西大队的干部回答也很干脆，我们什么都顶得起，就缺七八千把秧苗。雩林大队党支书许老婴说：“到我们大队来拔吧，要多少给多少。”其实雩林周围还有一大片田未插上秧，但洋西为了全县损失那么多，雩林能不管吗？

清明节那一天，踏青的人们走在西溪大堤上，放眼望去，榜山公社那曾受淹1个多月的1300亩田野，绿油油的。

几天后，玉枕洲插下了1707亩早稻，只有247亩实在无法抢救放弃了播种。

在榜山公社的顾全大局、丢卒保车的精神感召下，龙海县奏响了全面抗旱的抗天歌，在西溪、北溪和南溪上筑起六大堵江截流的抗旱工程，在大旱之年迎来了亩产千斤的丰收年，更创造了后来名满全国的龙江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