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厂草帘
笔架山干校（现双鸭山监狱）砖厂，是我知青岁月中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给我的人生烙下了深深的印迹，留下了满满的回忆，那段艰苦难忘的岁月，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砖厂初建
干校砖厂组建于1970年春，任务是生产红砖，满足干校生活、生产建设所需。厂址定在干校二队西南端，毗邻笔架山水库。生产黏土砖的主要原料——黏土，取之砖厂西面的小山丘，沙子原计划从砖厂南面的葡萄园取，但葡萄园沙子的资源远远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砖厂进入正常生产后，沙子经常靠外运维持。烧砖的煤要从笔架山火车站用卡车运回，每年都要搞一次运煤会战。生产用水靠消防泵从幸福河中提取。
砖厂是干校第一个按工业生产形式组建的单位，组织机构按生产工艺分成班、排。一排负责制坯；二排负责晾坯，清一色的女青年；三排负责装窑、烧窑、出窑；四排是砖厂技术工种集中的地方，包括木工、瓦工、铁匠、炊事员和电工等。
砖厂建设的第一锹土是从制坯机房开始的。机房建在砖厂西面，原来是二队的一块麦地。由机房向东一百米挖了一条防洪水渠，其作用是防止山洪冲了坯棚。过了水渠就是坯棚，坯棚东西排列，木架草顶，每排坯棚五十米。坯棚的东侧是三座砖窑，南北一字排开。站在二队通往水库的山梁上向下望去，砖厂全貌尽收眼底。
就是在这片土地上，靠十多名干校的干部，九十多名北京、浙江、双鸭山青年的双手，在两年的时间里，建成了一座机房，安装了一套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制砖机, 搭建了四十座坯棚，三座砖窑，一栋宿舍，一栋食堂，共计生产优质红砖四百五十万块，满足了干校生活、生产的需要。同时造就了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团结友爱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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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就是砖厂
前排左起：孙铁英、马升平、李持平、刘延宁
后排左起：慕平、丁重光、李小光、张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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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产的红砖
黏土砖的生产工艺是：制坯、晾坯、装窑、烧窑、出窑。当时我们的生产能力约日产湿坯2.5万块，两年来共制作450万块红砖，需用黏土、沙子约15000吨。一切用料都要靠人工搬运，当时砖厂的劳动强度很大。
制坯——制坯是生产黏土砖的第一道工序，当时我们拥有国内最先进的制砖机，日产最多可以达到四万块湿坯。我们曾经试验过，在调整好设备，组织好人力的情况下，日产曾经创下四点一万块的记录。经过一个夏季，我们就完全掌握了这套制砖机的操作和维护。由于我们生产砖坯的黏土品质好和生产过程中的严格管理，砖坯质量优质，四个角无一丝裂缝，烧成的红砖用手敲击能发出一种金属撞击的声音。
晾坯——制砖机生产出的湿坯要经过运坯、码坯、晾坯、倒坯等工序，才能码入砖窑。湿坯每块重九斤，每一扳十六块，每一台双轮平板车装六板，共计八百六十四斤，相当四袋二百斤的麻袋。推车的全部是女青年，从制坯机房到坯棚平均距离有四百米远，每个女青年大约每天负重推车要跑一万米。湿坯码在坯棚里，要交叉码放，大至要码十层。码好的砖坯要覆盖草帘，什么时候盖草帘、什么时候掀草帘都很有说法。要把湿坯晾成能入砖窑烧制的干坯，须经过七天左右的时间。在这七天里，还要将砖坯上下翻倒三遍。碰上下雨天，别人是往屋里跑，二排的女青年是往坯棚跑，用草帘盖砖坯和清理排水沟。如果砖坯被雨淋湿，就会成为废品。
装窑——砖厂有三座烧砖窑，装窑、出窑经常搞会战。装窑时，人员分成两部分，窑内的人员将砖坯按照一定的方法由下而上进行码放，从窑底到窑顶大约要码四米高，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窑外的人员负责用独轮车送坯，窑门的宽度只比车把宽几厘米，加上窑门又高于平地一米多，所以要把一车砖坯送进窑里，推车人不掌握一定速度和方向，很容易翻车或擦伤双手。
出窑——与装窑相反，出窑是由上而下地完成，开始时，窑内的人站在高处将红砖四块一组的往下扔，推车的人要迅速接住，否则就要砸在身上。一车要装七八十块，出完一窑砖要用半天的时间。出完窑后，每人都是红脸、赤发，耳内鼻孔内都是红砖沫，远远看去，有点像兵马俑。参加过装窑和出窑的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不管你的双手老茧有多厚，经过装一窑砖和出一窑砖，十个指尖几乎都要被磨透，吃饭端碗都困难。
烧窑——烧窑是黏土砖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技术含量高，窑温控制的好坏决定了红砖的质量和烧制的速度。记得第一窑烧了七十多小时，整整三天三夜，有技术上的问题，也有砖坯的质量原因，加上是新窑，烧这么长时间也属正常。出窑的时候很多人都赶来看，刚出来靠近窑门的红砖外表呈深红色，敲开看里面是黑色夹心，其原因说法不一。有人说是温度高了，也有人说是温度低了，幸好全窑的砖不全部是这样，有近一半还是很不错的。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成果还是令大家兴奋不已。每座窑有六条火道，每条火道有六米长，南北两侧共有十二个炉口，炉口约二十厘米见方，在地平以下，没有遮挡。烧窑的工具是铁锹、炉钩子，拇指粗细的炉钩子有三米长，一个人平端很吃力。装好的窑，点火以后就不能停火。为了保持炉温，烧窑工要轮流在十二个炉口前添煤，出渣。添煤要有一定技巧，一锹煤需准确、均匀地抛在火道上，不能多也不能少。出渣要有臂力，否则根本无法翻动炉渣和钩出结焦的大块炉渣。
经过农场老窑工的指点和青年们勤奋的努力，在第一个生产季里，烧一窑砖最快只需十八个小时。那个时候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用我们的双手建一座先进的二十四门联体的轮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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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
在那个年代，生活物资匮乏，与今天相比有天壤之别。今天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情景，一种酸、甜、苦、辣的感觉油然而生。
衣——当年除男女穿衣略有区别外，一年四季大家穿的几乎都一样。蓝布上衣，蓝裤子，脚蹬黄胶鞋。那时砖厂不发工作服，不少人从北京买一种不要布票再生棉织的粗布工作服穿在身上。 在我的记忆中，砖厂青年的穿着要比干校其他队的青年要破烂得多，这可能同劳动方式、劳动强度有关。记得在机房外挖土，裤子和胶鞋是最不经穿的。裤子是补丁摞补丁。雨季时，道路泥泞，那时每人穿一双高腰雨鞋，否则根本出不了门。穿的时间长了，两脚被捂得发白，一股酸臭味。那时下雨天很少有人打伞，有穿雨衣的，有披花塑料布的，最经济实惠的是披一条化肥包装塑料袋。冬天的穿戴是狗皮或狐狸皮帽子，棉衣、棉裤，黑棉胶鞋。女青年脖子上一般都围一条蓝色或红色的围巾。每年冬天要上山伐木、捞柴，为防止雪钻进裤腿，还要打绑腿。
食——那时我们年轻，劳动强度大，肚子好像永远填不满，对吃的事情记得特别清。砖厂初建时没有自己的食堂，要到干校二队食堂吃饭。有时中午排队买饭时，还能喝上一勺牛奶。我和大丁常一起到食堂吃饭，两个人的饭盆特别大，一勺奶倒进去刚能见个底，老大娘常常还再给添上一些。砖厂1971年秋建成了自己的食堂，炊事班第一任管理员是龙继和，四川人，喜欢摆龙门阵。为办好食堂，改善伙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五一节新食堂第一次搞会餐，菜谱是老龙设计的，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到东北以后所见到和吃到的最丰盛的大宴。一年中伙食最差的是冬天上山干活的那段日子。冬天在山上伐木、捞柴，体力消耗极大。男青年住在山里，基本是玉米面粥、馒头、贴饼子、咸菜和酱豆腐。后来，我们开始上山采蘑菇，到水库捞鱼，开小灶改善生活。记得在铁桶里把猪肉罐头和榛蘑炖在一起，味道好极了。至今说起时，大家还觉得津津有味。几十年了，再也没有吃过那么美味的榛蘑。
住——到砖厂初期，我们男女青年的宿舍、厂部办公室，都是借用干校二队的，每套房子分大小间，是当时为安置下放干部所准备的。随着浙江青年的到来，开始显得拥挤了。1971年秋，砖厂开始建设自己的宿舍。设计方案是三门三厅六间，南北坑，每铺炕睡六个人，墙上有行李架，火墙炉口设在门厅里，地面铺红砖，四白落地。在当时是属于高标准建设。两个月后，男青年高高兴兴搬进新宿舍，三排在西侧，四排在东侧，一排在中间。可能是新房子太潮，坑和火墙开始时都不好烧，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火炕、火墙烧得能烫手。那时男青年宿舍除睡觉外，还有一个功能：是开会、学习的场所。四排男青年住的是一个大房间，经常在那里开全厂大会。
行——砖厂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部牛车，牛养在男青年宿舍的西边，平时由食堂使用。条件限制了出行方式，所以砖厂青年练得特别能走，不管到哪里干活，基本都是靠走。最远一次上山割编果筐的荆条，早晨出发用了近两个半小时到达目的地，下午又挑上两大捆荆条，用三个小时，天将黑时才返回砖厂。来回五十多里，当时累得连上炕的力气都没了。
记得有一次，砖厂从双鸭山煤矿买了一车皮煤，车厢停在笔架山火车站，车站要求在上午十点前卸空煤车，腾出占用的火车线。接到通知后，二十几名男女青年扛着铁锹徒步直奔火车站。走进总场大道时，路边的人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这支风风火火的队伍。到达火车站时，下起小雨，一车皮六十吨的煤，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卸空了。随即冒雨又赶回砖厂，回到砖厂时已是下午一点半。往返几十里路，卸六十吨煤，只用了五个小时，可见这支队伍战斗力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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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厂推坯班的女青年个个不让须眉。（拍摄于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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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抢险
1970年春，刚组建的砖厂开始筹建基础建设，其中第一项工作就是从二队的马号往砖厂背草，为搭建坯棚备料。一天上午大家背了两趟，正在休息，不知是谁先发现对面笔架山上起火了。从我们休息的地方到火场足有一千米远，起火点是距山底高一百米、坡度四十五度的一片杂木林中。
没有任何命令，没有任何口号，这些青年像一群冲锋的战士，用最快的速度向火场冲去。当时起火面积已有四五十平方米，春天的落叶很干燥，燃烧的树叶、树枝发出吱吱的响声。人冲到火场时已消耗了很大体力，加上紧张，就感觉心脏像要从胸膛里撞出来。浓烟裹着火焰随风扑到面前时，人会感到面部剧烈疼痛，面部皮肤好像在急剧收缩，辛辣的浓烟会从口腔、鼻孔吸到肺部，一口吸下去，两眼直冒金星，脑袋剧烈膨胀，意识就开始模糊。火苗随风头在不断变换方向，每当风向转向我们的时候，大家都本能地向后退，可风头转过后，没有一个人再退，大家用手里的树枝、衣服拼命地抽打火焰。燃烧的树叶和树枝被抽打后，马上爆成无数的火星，火星溅到脸上，像针扎一样疼。等到二队的干部、青年赶到火场时，火情基本已得到控制。这群刚从北部分场调回的北京青年给广大农场职工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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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遇险
1972年，砖厂建成第三座砖窑。这座砖窑与前两座的区别在于，它有一双曲面的拱顶，顶高六米，跨度为十米。砖窑有了顶，解决了因下雨给装窑、烧窑带来的困难。砖窑的周转率决定了砖厂的产量，为了增加产量，砖厂加班加点已成为惯例。
一天晚饭后，砖厂第二任党支部书记张浩忠、队长老胡，召集几名青年中的班、排长在新窑里开会，记得有慕平、李持平、杨志超（宁波青年）等人，研究晚上是否加班装窑，因为白天出完窑后就发现窑顶有些问题。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可以继续加班装窑；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先加固窑顶。在大家表述意见的时候，已发现窑顶在落土，不记得当时是谁说了一句“到窑外开会吧”。等大家走出窑外，在距窑门三四米的地方站定，面向砖窑，还没有两分钟的时间，就见圆形的窑顶突然瘪了一块，瞬间，六十平方米、重约几吨的窑顶立刻在眼前消失了。随着一声巨响，一团黄烟腾空而起，脚下一阵颤抖。当时在窑前的几个人都傻了，足足有一两分钟后，才听见有人喊：“窑里还有人吗？” 声音都变调了。附近的人都跑过来了，看到眼前的情景也都惊呆了。本来研究加班的会马上改为抢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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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 改造中国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这八个大字，当年写在砖厂机房的山墙上，与那个时代到处可见的“无限忠于”“万寿无疆”之类的标语相比，显得十分另类。时隔多年，砖厂的砖窑塌了，坯棚变成一片菜地，可这八个大字还清晰地留在机房的废墟上。回过砖厂的战友都要在这八个大字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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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厂从无到有，这八个大字一直在激励一批热血青年用忘我的热情去实现他们的理想。可能若干年后机房最后残留的山墙也倒塌了，八个大字消失了，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却永远写在当年在砖厂奋斗过的青年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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