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们，忙农活做家务、带孩子打纸牌，不少六七十岁的“年轻”老人，还在打零工补贴家用。在舆论为老龄化社会忧愁时，老人们依旧努力保持活力，为社会、为家庭发挥余热。

　　六七十岁的农村人“不算老”

　　当收割机放倒一片片水稻时，村里的老人们便惦记着要去哪家收稻草了。在如东县马塘镇，稻草可以搓成草绳卖，村民们可舍不得烧。家里有老人的，稻草晒干后留着自家用;没老人的，就会放在地里，等着被人运走。

　　“一亩地稻草搓成草绳能赚400元左右。”徐庄村72岁的葛家夫正在地里忙着捆草，每捆约20斤重。一眼望去，田野里满是1米多高的草捆，仿佛站岗的士兵。稻草晒干捆好，葛家夫就用板车往家运，在后院堆好，闲时和老伴一起用搓绳机将其搓成绳。

　　“一年能搓20亩地的稻草，赚万把块钱。”葛家夫说，如果一天搓8小时，他和老伴差不多能搓4捆，每捆收益18元。当然，他们不是村里搓的最多的，有人家靠搓草绳一年能赚一万五甚至两万元。“我们不靠搓草绳生存，干得动就干，干不动就歇。”

　　葛家夫的儿子葛飞在外跑运输，这些天也在家帮着老父亲农忙。“老婆在企业打工，儿子在浙江当兵，我不差父亲这点钱。”壮实的葛飞招呼记者坐下，递过一瓶红茶饮料。黑黝黝的皮肤，如其老父。

　　见有记者过来采访，葛飞家涌进几个看热闹的邻居，清一色的老人，其中一位老妇，头发白得如深秋的芦苇花，不说话，只是眯着眼睛听别人讲。“做个‘打草人’，也算给自己找点事做，发挥余热吧。”葛家夫笑着说。

　　谈及养老时，父子俩对视了一眼，又看了一下那位老妇，有点犹豫。“我这一辈，老人肯定我养。等我老了，估计就得去养老机构了。”吸了口烟，葛飞叹了口气说，“在农村，真正照顾老人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只要他们还能动，就会一直忙，多少帮子女做点事。”话音未落，那位老妇已转身离去。

　　“她家两个儿子，没一个养他们，老夫妻俩还是自己过，都快80岁了。养老的话题，对她来说太敏感。”葛飞告诉记者，在农村，要是有两个以上孩子，养老大多是扯皮的事，很多老人真的是“老无所依”。“对他们来说，搓草绳是难得的经济来源，老两口没日没夜干，一年能挣2万元。”

　　与葛家夫握手道别时，记者的手掌被扎了一下。那是一双布满老茧的手，裂开了一道道口子。离葛家夫家100米处，有间孤零零的低矮瓦房，正是那位老妇的住所，她正呆呆地看着地里的稻草。见记者来，她假装有事，下地忙活去了。那满面沧桑忧郁，那芦苇花似的头发，看得人心疼。记者不忍打扰，扭头离去。

　　在种田之余，老人还能靠编草绳获得额外收入，这得益于当地几家草制品合作社，是他们发现了商机，并组织村民生产。65岁的葛家明，是如东利民草制品专业合作社社长。他的合作社覆盖马塘及周边几个乡镇，社员超过1000人，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合作社每年能消耗3万多吨稻草，相当于把4万亩田的稻草变废为宝了。”葛家明说。

　　追求自身的社会价值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老人也不例外。农村的老人，除了田间耕作带孩子，也想法子多挣些钱;城里的老人，除了带孩子拉家常，很多人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

　　2001年，在如东县关工委的支持下，退休教师缪云山联合其他几位退休教师成立了芳岑志愿服务站，假期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缪云山告诉记者，10多年来，就是这些平均年龄近80岁的老人，为6000多人次的孩子举办了冬令营和夏令营，而这些孩子，一半以上都是留守儿童。

　　随着外出打工增多，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得不跟祖辈生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成长。这些校外辅导团体组织的系列活动，为孩子们弥补了部分缺失的爱。如今，如东开展校外辅导的社会力量有八九十支，近4000名留守孩子受到校外辅导教育。“感到最有成就的事，就是陪着这群孩子了。”缪云山说。

　　“他们并不在乎得到多少经济回报，而是追求自身的社会价值。”如东民政局副局长崔红霞说，很多退休医生和退休教师，整天都忙得不亦乐乎，真正实现了老有所乐。

　　72岁的洪剑高，是岔河镇迎春社区支部书记，从1969年至今，由蔬菜大队队长到迎春村村长，再到迎春社区支部书记，村民们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工作岗位。洪剑高很倔，1984年分田到户时，政策要求将所有集体资产分光，但他坚持只分与生产有关的物资，而把队里的房子用来出租。“集体有收入，才可能用来为农民服务。”洪剑高说，有了集体收入，现在才可能为不断老去的菜农发点生活补贴。

　　如今，社区500多位菜农，三分之一是60岁以上老人。靠集体收入，菜农每月的补贴，从3元、5元增加到现在的10元，尽管不多，却是洪剑高手里的“一把米”，社区的老人们，似乎也多了点依靠。更何况，洪剑高还用这“一把米”为村里修路、铺设自来水管线，每年组织菜农们外出观光旅游，甚至报销部分医药费。洪剑高俨然成了“老黄忠”，尽管年事已高，依然不停地为乡亲们操劳。

　　掘港镇三元社区的“爱心存折”也很有意思。所谓“爱心存折”，就是将志愿者的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等信息记录在“存折”上，等将来志愿者本人或其直系亲属需要义务服务时，再将记录过的服务加以返还。三元社区党总支书记王莉莉说，志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轻”的老人。他们为“年老”的老人提供服务，实际上是储蓄了服务，当他们“变老”需要帮助时，再从“存折”里提取。

　　“老人乐土”离不开亲情呵护

　　人间自有真情在。当看到那些健康的老人、“年轻的”老人依旧在实现各自的社会价值时，记者的内心暖暖的。可是，当接触到李明(化名)夫妇时，那种暖意很快荡然无存。

　　93岁的李明是退休职工，每月退休金2400元，92岁的老伴是退休教师，每月退休金4300多元。11月初，他们从一家老年公寓搬到另一家老年公寓，每人缴了1635元，准备住一个月再等儿子拿主意。“那边没人气，也没人来看我。”李明说，年龄大了，经常会有个头疼脑热的，但在前一家老年公寓，量个血压也要走三里路，所以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打电话给儿子的同学张翔(化名)帮忙搬了过来，“这里好，看病方便。”

　　只因曾是老人小儿子的同学，张翔便成了李明在如东的依靠。他为老人的遭遇抱不平，也为老人的一些糊涂做法惋惜。

　　原来，李明夫妇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已去世，女儿也退休了，小儿子在外地工作，老两口多年来一直由大孙子照顾。去年春节前，小儿子回如东，老两口鬼使神差地将30万元存折给了小儿子。“可他们的儿子连年夜饭都没吃，就跑上海过年去了，留下老两口在家苦巴巴盼着。”张翔认为，老人的做法很糊涂，因为小儿子家很富裕，根本不缺钱。大孙子原来也没惦记老人的存款，但老人将存折交给小儿子，大孙子认为他们不把自己当亲人，拒绝继续照顾。

　　后来，张翔帮老人找了保姆。保姆是当地农村人，家里也有很多事，经常连老人的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两位老人只能以饼干度日。10月份，张翔把两位老人安排到了老年公寓，11月转到另一家。“听说能换地方，老人早上三四点就把东西收拾好了，眼巴巴地等我去接。”

　　小儿子对父母的遭遇根本不闻不问。搬公寓后，张翔把新住所拍成照片发给他，只收到“你说好就好”的回复。对小儿子的做法，李明自言自语：“他工作忙得不得了，也很愧对我们。儿媳妇刚升处长，工作也忙。我们原谅他们。”记者问老人下一步的打算，李明说要等小儿子回来拿主意，甚至奢望能把他们接到外地去。

　　“他不可能回来的，更不可能把你们接去。”张翔在一旁急得大叫。虽然耳背，李明肯定能听得到，但他仍低声唠叨：“等儿子回来再说，等儿子回来再说……”

　　老人的小儿子，也快是老人了，他的未来指望谁?

　　“目前比较可行的，还是探索社会化居家养老，才能尽量让老人晚年过得安逸些、平静些。”崔红霞认为，居家养老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老人也要舍得花钱购买服务，“但目前在如东，花得起钱又舍得花钱的老人，比例还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