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在山西省南部黄河岸边运城市芮城县，一座千年古刹进行过搬迁。因为建设黄河水库，一组元代古建筑群——永乐宫被移到了20多公里之外。其中，永乐宫内近1000平方米的壁画迁移，成为我国文物迁移史上的创举。

    “神宫”要变“龙宫”

    1957年，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行色匆匆走进芮城县永乐镇招贤村。村子的南边有一座道教观宇，他此行目的地就是这里。

    蒿草几乎与人齐高，看不到路。他拨开蒿草，穿过半个身子，前方的大殿形象渐渐清晰。两道土墙只剩下了断壁残垣，孤零零地伫立在瑟瑟秋风中。

    没有香客，没有道长，大殿外的石狮子头被雨水淋刷的痕迹显得斑斑驳驳。当他走进一座大殿时，却在一刹那发现了另外一片天地。大殿的屋内空着，四周墙壁上密密麻麻绘制了众多神仙画像，从来没有接触过壁画的年轻人被惊呆了。那4米多高的壁画上，一条神仙的飘带贯穿上下。这就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杰作、世界绘画史上罕见的巨制——永乐宫壁画。

    当记者来到招贤村同样的地点时，面前是半人高的麦田。那曾经的大殿、石碑、石狮子早已化为乌有。在夏日午后的蝉鸣中，一位体态微胖的蓄发道人，用手指着远处，凭空画出一个又一个房子。“这是大门，这是龙虎殿，后面就是三清殿了，三清殿前面有个台子，非常大……”道人名叫卫万臣，和师兄卫万忠一起在此处一座吕公祠修行。他描述的，正是他心中的道教宫殿“永乐宫”。

    那座他脑海中的永乐宫如今在此地已无一砖一瓦一柱一树。1996年，两位道人在此复建了“吕公祠”，来纪念道教“神仙”吕洞宾。这个“吕公祠”并不大，只有零星几座房屋，在房外的墙上，是用粉笔写的“此地的道教节日活动”，旁边是歪歪扭扭排列下来的香客捐赠，多约200元，少则几十元。“我们这里是吕洞宾的家乡，永乐宫的由来也和吕祖有关。”吕洞宾被道教全真派尊崇为北五祖之一，吕祖故里的吕公祠因而也就被改建为“大纯阳万寿宫”，与终南山重阳宫、大都长春宫并列为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而因为位于永乐镇，又名“永乐宫”，当地人称之为“神宫”。

    但“神宫”的修建者没有料到，700年之后，“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却真的要面临“过海”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治理黄河成了国家首要任务。而当时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技术条件，1954年，苏联提供设计方案，在黄河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三门峡修建大坝，以此治理黄河水患，为下游提供电力资源。

    修建三门峡水库，水位会上升，这样地处黄河岸边的许多地区将被淹没，一场大移民随之展开。当人们开始大迁移时，才发现，按照预计蓄水量，黄河岸边的这座“神宫”将被淹没，成为“龙王宫”。

    一座千年古刹，一座刚刚被国内文物界、美术界奉为天赐的艺术宝库难道就这样没入水底，成为永远的秘密？

    20岁的“土人”要办“洋事”

    1957年，那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正是为此事而来。那个年轻人叫柴泽俊，如今，身为“文博大家”、“山西古建保护修缮第一人”的他回忆起那段往事，依然唏嘘不已。“那会儿也是个莽汉子，现在要让我干我还得考虑再三呢，那会儿真是年轻胆大……”这并不是柴老过谦的说辞，当时他接到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任务是，“国家要搬迁永乐宫，你去考察一下。”

    2012年7月，在太原市一座普通的居民楼中，78岁的柴泽俊点上了一支烟，50年前的依稀往事，在攀升的烟雾中逐渐又清晰起来。

    永乐宫的发现是一个巧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进行文物第一次普查。芮城县文物工作者偶然发现了一座道教宫殿，但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柴泽俊回忆说，当时，这里面已经没有了宗教活动，基本上是废弃。每个月镇里“赶集”时，摊贩们就在大殿门前的空地上支起摊子，墙边有生火的，有杀猪宰鸡的，有在墙上钉钉子的。

    废弃的大殿，很长一阵子都是当地村里的小学堂，但满墙大幅的壁画让孩子们很害怕，村子里人就凑钱在大殿里又砌上了一道假墙，将满墙的画像遮挡了起来。正是这个看上去很无知的举动，保护了这座艺术宝库。

    据《永乐宫志》记载，1938年，一支日军入侵永乐镇，拆毁永乐宫丘祖殿，烧毁附近另一座道教宫殿纯阳上宫。此后日军在此驻扎7年之久，如果不是这堵假墙，“永乐宫壁画”的命运可能与之前的敦煌壁画一样，被日本人切割成50厘米左右的小块，然后偷运出境或者毁于战火。

    考察完永乐宫回到太原汇报工作的柴泽俊并不轻松，在考察期间，他听到了当地人的一句民谣：鲁班爷盖起的永乐宫，后人如果要是想把永乐宫拆掉，或者是盖起来，那个口号就是：胜吾者添木三根。就是说，比我鲁班爷手艺高的人，要把原件拆下来以后再搭上，你要给我添三根木头。不胜吾者去木无数，就是说，你把它拆下来，就怎么样也盖不起来。

    那时，柴泽俊正在五台山主持修复古庙工作。虽然涉足古建筑刚刚4个年头，但他在当时的中国，已经算是专家级了。他想，榫卯结构连接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在原理上还可以做到拆开重新组装，那么要想把画有两三米高人物的大面积壁画揭下来，再迁移走，重新安回去，还要做到不损坏壁画，在当时“国内没人干过，也没人敢干”。

    中国有优秀的壁画艺术，但壁画的揭取却是个“洋事”。中国最早的壁画揭取都是由外国人主持进行的，而揭取的前提是不光彩的——盗取。从19世纪初敦煌壁画的被盗取到日军侵华时大量壁画被盗取，壁画揭取技术一直都是外国人秘而不宣的“高招”。我省稷山兴化寺、洪洞广胜寺的壁画都是这样被外国盗贼盗走的。

    这次要迁移永乐宫，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合理地取下这些壁画，在当时的国内没有人知道答案。没多久，1957年后半年，中央请的“洋老师来了”。“国家想利用欧洲的壁画保护技术来保护我们的壁画。”

    柴泽俊记得，当时的会就在大殿里面开，两个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洋老师”，还有两名翻译。面对中国人画在泥皮土墙上的壁画，揭取石头墙壁上利用化学药水软化壁画粘取的方法到底行不行，他们自己不敢打“包票”。

    “捷克的专家看了说，他就想用粘的办法，用胶布把它粘下来。我们不放心，他们也说不一定会成功。”而更让人头疼的还不是技术，两名捷克专家提出，仅壁画揭取下来，预算费用是200万元，整体搬迁工程预算约500—1000万元，这个数字按照当年的财政收入来讲，近乎一个天文数字，从山西省财政年表上看到，这个数字约等于当时晋南地区全年总财政收入的一半多。而条件远不止此，捷克专家提出要15名中方工程师级别的人当助手，要修一条柏油马路，而且要盖专家楼等等，“在当时，这些条件都很难办到。”

    “看看，咱们能不能自己搞”，当时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开三门峡蓄水工程专项会议时提出了“自己搞”的想法。“一群土人能不能整了这个洋事？”时任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的王冶秋把这个问题交给了中国古建人员。

    很快，一支来自全国各地人员组成的永乐宫迁建委员会成立了，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这群年轻人要让这座700年历史的宫殿搬家了。

    临摹壁画持续了近1年

    芮城，一个并不大的小县城。

    往城北开车走不到十分钟，一座气势恢宏的元代建筑静静藏在大山脚下。南端的“宫门”到北端的重阳殿共300多米，在这条直线上，整齐地排列着五座建筑物。如果对比老照片可以发现，这里和老“永乐宫”的布局，格式几乎没有区别。

    这就是“永乐宫”的新家，步入永乐宫，壁画是最大的话题。无论是解说员的讲解，还是穿梭其中背着画板的学生，或者是拿着相机的游客，他们的重心都是三清殿中的那幅“朝元图”。殿内四壁，满布壁画，面积达403.34平方米，画面上共有人物286个。这些人物，按对称仪仗形式排列，画面上的武将骁勇彪悍，力士威武豪放，玉女天姿端立。场面人物繁杂，但神采又都集中在朝拜元始天尊的道教礼仪。

    这精美的壁画，却是当年永乐宫迁移的最大难题。“壁画的搬迁，可以说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泥皮很脆弱，如何能使它搬过去再复原起来，当时来讲，是很茫然，就觉着很没办法。”柴泽俊说，永乐宫的壁画是绘制在沙泥涂抹的墙壁上的，本身结构就很脆弱，又历经几百年寒暑，粘力和刚度大减，极易损坏。

    为了保存壁画，国家先派来了美术界的精英，中央美术学院和美院华东分院国画系高年级的学生陆续到达，带队的老师则包括了陆鸿年、叶浅予、邓白等国画大师。他们的任务是将永乐宫上千平方米的壁画按照原样临摹下来。“当时还没想好怎么拆壁画，大家先临摹下壁画，将来迁移当中一旦有什么闪失，作个恢复的依据。”

    对于这些大师来说，临摹本来是随手练成的，而这次临摹却持续了近1年，当时参与临摹的国画大师蒋采苹回忆说：“本来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玻璃纸啊，从那个原壁上拷贝下来，然后我们再拷贝到正式的临摹的那些纸上就可以了，这是最简便最准确的一种办法了。但是因为大家都心疼这些国宝壁画啊，生怕你拷贝的时候，也许会铅笔戳个洞啊，或者给它蹭掉一点呀，不忍心给它损坏。这样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说先照照片，黑白的，照完那个负片呐，黑线的地方不就是白线嘛，然后用幻灯打到这个我们需要临摹那画的纸上，然后我们再照原壁画去修改。”

    为了尽可能让临摹品接近原作，壁画传统世家出身的王定理，专门负责对颜料把关。为了找到接近于原壁画颜色的颜料，王定理找到了北京当时所有的颜料老艺人，又到所有的古董店去找。为了让临摹更接近原色。此时的永乐宫里弥漫着纸张和颜料的味道，工地上的气氛既紧张又兴奋。

    壁画拼图造就“发明家”

    壁画要想最大限度地保存原貌，最好的办法是割下来，但如果按照之前外国人盗取壁画时的割法（将壁画平均分割成0.3平方米的小块，然后装运），又会损伤较多画面。而且永乐宫四座殿内的壁画，都是以人物画为主，群像排列，人物密集，上下重叠四五层之多，如果平均分割，必然会损伤人物脸部。但如果按照人物分割，画块不等，不利于揭取和运输，而且画块过大，极易损伤，对以后的拼接难度也很大。

    柴泽俊回忆，当时征调来近600名民工，这其中有很多是上了年纪的高级技师。让这群20来岁的“娃娃”去领导这些“老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家都没有经验，每天开会就是想办法，想出来就试，试完了再想。那些老工人的经验很重要，这里面不分什么谁说了算，谁说的对听谁的。”老工人有的提到了中国古建中传统的一些方法，迁建委员会的人就马上回去试验。

    在北京的古代建筑修整所里，祁英涛工程师带着一群年轻人，开始自行研究揭取壁画的方案。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壁画技艺，利用中药材中一种叫白芨草的，熬成汁，充当壁画的黏合剂用来加固壁画。

    此时的柴泽俊也已经和山西方面的古建筑技术人员，在太原郊区的芳林寺同样完成了他们有关揭取壁画的试验。“那会儿是什么办法都试，老先生传下来的，民间传说的，自己想出来的，都试。”在那个青春四溢的年代，柴泽俊依稀记得，常常自己在屋里一呆就是三四天，做着各种试验。

    如今已经是永乐宫退休职工的李焕民当时是一名刚刚毕业准备分配的师范生。县里一个通知，她从学校背着背包就赶到了“永乐宫工地”。她没想到，她的命运就此改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是组织一个通知，到了工地就安排在办公室工作，当时主要是负责后勤。”李焕民记得，当时工地上还没有通电，晚上各个工棚里都是点着马灯，“争论，一个接一个说，图纸铺了满地，椅子上开完会，就蹲在地上开会，有时候坐在图纸上开，对壁画，大家那真是动了百样脑筋。”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壁画，壁画切割采取了不均分切割，就是按照人物的头部边缘和衣冠边缘来切，尽量不损伤画面的精细部位。但这样必然会带来切割工艺过于复杂，之后的包装和运输就得“一画一包一运”。“相当于每一块切下来的壁画都有自己的尺寸，每个尺寸不一，切割的方式就不一样，包装运输的方式也不一样。”对于总面积1000平方米的壁画来说，这将是个繁复的工作。没有现成的工具，柴泽俊带着工人师傅开始“自创发明”。

    如今，在永乐宫的西侧，有一个“永乐宫拆移展览室”，展览室最突出的位置摆放着几个“奇形怪状”的物件，有的像个椅子，但座位中间是空的，里面装着齿轮。有的像个磨盘，磨盘却是木头的，上面挂着锯条。解说员有些尴尬地说，“这些工具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当年就是用他们将壁画从墙上割下来的”。

    而提起这些“新玩意”，柴泽俊也爽朗地笑了。看着图片，他告诉记者：“还真就没名字，当时是边切边改造，好多东西头一年用的和后一年用的都不一样，我们在当时也是瞎叫，你像这个有大轮子的，我们就叫‘偏心轮’。”

    当时的拆除工地上没有电，所有的设备都是手动的，这个“偏心轮”就是用一个火车车头的偏心轮，然后在一头固定好锯条，而另一端一个人手摇。以此割开壁画后面的墙体，将壁画从墙上揭取下来。除此之外，民间用的大锯、小铲子、铁锹都被改造成适用的壁画揭取设备。甚至连“起重机”也是自造的，把轴承、滑轮固定在木头床架上来用。“怪不得人家说我们是‘土人’呢，都是土办法啊！”

    除了发明揭取工具，他们还发明了包装工具，因为每一幅壁画尺寸不一，它的包装都是独一无二的，就用锯末加棉套加木架子螺栓土洋结合的办法，把壁画包装成一个大木箱子。当时所有拆迁工程的人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就是弄包装。在永乐宫拆建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的李焕民回忆说，“中午一吃完饭，所有的女同志就到附近村里去搓草绳，现在这东西早就不用了，那会儿这可是宝贝呢，搓好的草绳用来捆壁画，又结实又避震”。

    1959年春，壁画的揭取工作开始，历经半年多的时间，1000平方米的壁画被分割成341块大小不等的壁画块，经过古建工作人员和民工的小心翼翼，被成功取下，安置在特制的木架内。

     小平车测出“搬家路”

    壁画被全部成功揭取下来。但堆放在库房的一个个大木箱子却让迁建委员会的所有人又犯了难。

    经过精心挑选，结合地形地貌等特点，国家从七个候选地址中选定了芮城县城北部的古魏城遗址作为永乐宫的新家，但此地离永乐宫旧址永乐镇招贤村大约有25公里，对于那个年代来说，25公里是个“遥远的路程”，况且还要运输如此珍贵的壁画。

    当时两地间没有公路，没有搬运设备，甚至整个晋南区政府机关都没有一辆运输的汽车，迁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于是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号召下，两地沿边的村庄集镇所有民工被组织起来，现场修路。每个村负责自己地界上的，平整出一条5米宽的黄土道。

    柴泽俊带着民工先用小平车开始了运输的实验。这一趟来回约50公里，他一大早带上十多个工人，就拉一块壁画，然后实地测验，什么地方需要什么保护措施，过桥怎么办，过泥路怎么办。他清楚地记得，走一趟一天就过去了。这样的实地测验试了7次。

    但这样的运输效率太低了，根本无法在1960年三门峡蓄水前完成搬运。无奈，永乐宫拆建委员会再次向更高的部门求助。很快，时任山西省省长的卫恒亲自批示下来，从太原调过来四辆苏联产的“嘎斯小货车”，“当时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汽车，那个兴奋啊，都当宝贝来对待。”

    经过多次实地测量，迁建委员会已经为壁画的迁移制定了详细的运输守则，壁画不是直接放在卡车上，而是上下捆好弹簧，放在弹簧中间。运输时，卡车的轮胎要放一些气，运输速度保持在每小时10公里左右。341块壁画，搬运就用了40天。“每一次搬运，都是敲锣打鼓，迁建委员会的负责人亲自押车，车头前挂着毛主席像，车上挂着标语，那个阵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李焕民回忆起运输壁画时的场景，意犹未尽。她怀念的不仅仅是那项工作，还有那个时代。

    拆建工程总共持续了8年，柴泽俊记得自己好像就回家过了两个春节，等到拆建工程完毕后，他的孩子已经及膝了，但并不认识他，一直认为他是来家做客的“外地叔叔”。

    如此多的珍贵文物像基因拼图一样被散落分开，在长达8年的迁移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任何一起丢失，损坏。工地上最多时有600多人，当时恰好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上世纪60年代初，“工人们都吃不饱，不用说干部了。”这句现在听起来很拗口的话确实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当时一线的拆移搬运工人可以吃到白面和玉米面的窝头，而其他工程负责人和后勤工作人员吃的是少量杂粮，主要吃南瓜加辣子汤。时任国家文物局的局长王冶秋事后回忆说“三清殿是倭瓜盖起来的”，形象说明当时的情景。

    历史深处的误会

    从1957年开始制定迁建方案到1964年新永乐宫基本完工，历经8年时间，永乐宫迁建成了中国建筑史上的创举。而巧合的是，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地球的另一端，同样的一处历史文化遗产也在为躲避洪水做着同样的搬迁。

    上世纪50年代末，埃及和苏丹政府决定建造一座新的大坝以更有效地调节和分配水源，增加土地灌溉，这样一座大坝像一个屏障，其后面将出现一个大面积的水域，许多重要的古建筑和遗址也将不复存在，当时，这一消息令全世界关注文化遗产的人们揪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各国发出呼吁，51个国家作出了反应。从1960年开始，专家们对此地进行了40多次大规模的挽救古迹活动：由24个国家的考古学者组成的考察团实地勘察了受湖水威胁的地域；22座庙宇经过测定方位和计算，拆散后化整为零转移到安全地带，然后以其旧貌重建。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埃及阿布辛贝神庙，这座以巨像石雕闻名的神庙在联合国大力支持下，瑞典专家提出切割拆卸重新装配的方案，将神庙后移180米，比原址高65米。持续4年，耗资3600万美元。今天，阿布辛贝神庙被世人誉为“古代和现代的双重奇迹”，见证的是人类在为保存文明所付出的智慧和心力。

    而东方的永乐宫搬迁却并不为世人所知，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和中国进行合作和交流的国家还是以苏联为代表。当一批中国的年轻文保工作者在为永乐宫壁画眉头紧锁时，他们并没有机会像阿布辛贝那样集合全世界的力量。

    但历史的吊诡往往让人难测，苏联专家设计的三门峡水库在运行之后便发生了重大安全隐患，随即停止运行，开始改造。原先规划之初最高水位可达海拔350米的蓄水量，最终只停留在326米，通常水位还远远低于这个数字。这样位于海拔330米的永乐宫旧址就不会有水淹的危险。随后中苏交恶，苏联技术专家撤走，责任无从追究，永乐宫的迁移成了这段历史最好的一个注脚。历史不容假设，柴泽俊谈起这段往事，说“尽管水位没到预计高度，但在黄河边毕竟比现在要危险得多，而且当时一发大洪水肯定会淹了永乐宫。”

    1966年，刚刚完成永乐宫搬迁，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表彰的柴泽俊回到太原便成了文革的批判对象，批判的理由和当初表彰的理由类似，不过这次变成了“为封建残余庙宇保驾”。准备以新面容迎接世人的永乐宫就此匆匆关闭了大门，“文革”十年，永乐宫只留有一个人看守着大门，没有接待游客，直到1979年7月1日才正式对外开放。

    如今，站在黄河岸边，原永乐宫旧址已是麦田相连。柴泽俊回忆说，三门峡蓄水当天他们专程跑回旧址看了一下，看到水慢慢淹到了三清殿前那唯一没有搬走的大石龟上。李焕民说她还把脚泡到了黄河水里搅了搅，那一刻大家都幸福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