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长安始建成于隋开皇三年（583年），唐继之。

唐长安郭城东西9721米、南北8651.7米、面积达84平方千米，人口达一百万，是中国古代三大帝都最大者，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大城。宫城在郭城北部正中，其前为皇城，皇城和宫城总面积约9.41平方千米，仅比今西安城墙所围面积稍小。宫城由三区宫殿组成，中为太极宫，最大，是朝会正宫，东西对称为太子所居的东宫和后妃宫人所居的掖庭宫，三官正南都有门通向皇城内的大街。皇城里没有居民，集中设置国家级衙署和左祖右社。宫城、皇城以南三面包括郭城。郭城每面都开三门，全城有纵轴和横轴大街及东、西两市。纵轴大街通贯全城，进入宫城后再向北延伸，总长将近9千米，是世界城市史上最长的一条轴线。可以看出，唐长安这种三城相套的整体格局，是从东汉作为魏都的邺城开始几百年来城市逐渐趋向规整化的最后结果。

城内均齐设置了一百零八座里坊，四周坊墙，四面或两面开门，坊内有街和更小的巷、曲，民居面向巷、曲开门，通过坊门出入，实际是大城中的许多小城。“坊者防也”，其实是统治者防范居民的措施，除每年元宵三夜“金吾不禁”外，每夜实行宵禁。在城市横轴也是最主要的东西交通干道以南，对称辟东西两市，集中商业，商铺也只向坊内开门。两市与皇城呈品字布局。大街上只见坊墙，严肃而冷寂，与宋代以后商业发达城市的热闹面貌迥然不同，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城市以教堂和教堂广场为中心、街道呈环状放射而自由曲折、市场遍布全城、居民可沿街居住或营业的情况更有巨大区别。唐代城市的形象，在敦煌壁画中有某种反映。

唐长安复原图

莫高窟晚唐第9窟壁画三道城门

莫高窟晚唐第148窟壁画城垣

唐中期以后商业的分布有所扩大，在两市周围、大明宫前和各城门处都出现了工商行业，甚至位于大明宫、皇城和东市之间的贵族聚居区。晚唐还出现了夜市，直接影响到里坊的宵禁制度，这种趋势终于导致了里坊制在北宋的废除。

从郭城到皇城到宫城，长安犹如一幅组织有序的巨大图画：城墙由低而高，布置由疏而密，建筑由简小而高大，色彩由淡素而浓重，节奏由缓慢而繁促，气氛由简放而庄严，层层加紧，最后归结为皇帝所居太极宫这一着墨最浓的一点，城内各部都是这一点所晕发出来湓染，对它起着众星拱月的烘托作用。在这幅大画的外廓围绕着郭城城墙，好像是一幅精心制作的画框，恰当地起着收束整个画面并与中心高潮呼应的作用。在凸出于夯土城墙之外的包砖城台上，立着高大的木结构城楼，以其形象、色彩和手法与大段平整的夯土城墙形成对比，是画框上的重点装饰。它们和城内高大建筑一起，组成了丰富的立体轮廓。广大的里坊区相对平淡，以突出重点，但仍有一定的点景处理，打破了单调的印象。星罗全城各坊的多达百余座的佛寺道观楼塔和王侯第宅，以其鲜明的色彩、巨大的体量和突出的体形，如水面上绽开的朵朵莲花，给古城平添了许多生气。

唐长安对国内边远地区和邻国朝鲜、日本的城市产生过很大影响，如东北地方政权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和东京龙原府、朝鲜统一新罗时代的新罗都城、曰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等，都学习长安。

日本奈良平城京平面图

至宋，汴梁成为都城后，由于封建商品经济的发达，逐渐地，里坊制和宵禁已不再可能，965年颁诏废除，一举拆掉坊墙，从此，商铺和居户都可面对大街开门，形成繁华的商业街。北宋后期，汴梁人口大增，大约已达150至170万，比唐长安多出一半以上，但汴梁面积只有长安一半稍多，所以楼房较多，街道较窄，更增繁华景象。这些，在《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中都有生动具体的表现。

清明上河图汴梁城门

清明上河图虹桥

元朝的统治者是原来在漠北活动的蒙古人。忽必烈（元世祖）在至元八年（1271年）建立元朝，决定将政治中心南移，在金中都旧城东北以琼华岛（北海）一带金代离宫为中心，另建新城，1272年基本建成，即为元大都。

大都坐落在华北平原北端称为“北京湾”的地方，西有太行山，北横燕山，往南直达河洛，数千里内一望平川，交通无阻。向北可通过燕山长城关隘要道，连接辽东、朔北、漠北、西北。北京实在是沟通南北交通的要害之地，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和东北文化在这里交汇，自古具有多元的色彩。古人常用“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来称赞她。

元大都鸟瞰图

元大都也是严格按照预先的规划建设起来的，布局严整，规模宏伟，建筑壮丽。

大都规模很大，东西6700米、南北7600米，基本方形。其东、西墙分别与以后明清北京内城的东、西墙大体在同一直线上，南墙较后者南墙往北近二里，北墙较后者北墙往北约五里。除北面二门外，其他三面均开三门，正门称丽正门。正对各门有大街，除被宫殿区阻隔和城内湖泊打断外，各大街皆纵横相通，基本上是九经九纬。在二门之间及沿城内一周也各有一条大街。城墙全为夯土，有马面，四角有角楼。为防雨，城墙曾用芦苇蓑护，所谓“草苫土筑”。元末，在每城门外加设瓮城。皇城在城内南部，正门称根星门。皇城内在全城中轴线（与明清北京中轴线同一）上有宫城，又称大内，正门称崇天门。皇城之北鼓楼一带是最主要的市场。在皇城外左右都城东西城门齐化门和平则门内分建太庙和社稷坛。

大都西南是金中都的废墟，为了避开旧城，大都南墙必得在金中都北墙以北，这就是皇城居于城内偏南的原因。

元大都复原平面

从元到清北京城垣变化图

元大都崇天门

大都十一个城门，每门都建城楼，城外有瓮城，它们和角楼、城墙一起，组成了城市外围丰富的立体轮廓。在城内几何中心建中心台，“方幅一亩”，台稍偏西建鼓楼，其北又有钟楼。由中心台向东的大街，正对外城东面中门崇仁门。鼓楼和钟楼都颇高大，这些高大的建筑有规律地分设在各主要街道和关键部位，成为主要大街的对景和统率各地段的构图中心，使整座城市成为-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在城市中心大街交会处建钟鼓楼的格局，成了以后明清华北许多城市的普遍形式。

大都的街道以南北向为主，有大街也有小街，在它们之间布置东西向的胡同，非常整齐，现在的北京老城区往往还可以看出它们的影子。

中国建筑组群向以南向为尊，入都争取放在南面而将北面封闭，使为屏障。由小及大，大都之不设北墙中门，恐与此环境心理有关，由此又演化出“王气”之说，认为北面正中应该封闭，以防走泄。

城市中有丰富的水景是大都面貌的又一特色。在大都兴建以前，这里已有一系列自然水面，从西北山中流来的高梁河汇成积水潭和海子（今积水潭和什刹海，面积较现湖面大），再南又流入太液池（今北海和中海。南海其时尚未开拓），金代离宫就在太液池区域。大都规划者成功地利用了北方不可多得的水面，把它们组织到城市布局中，太液池被包入皇城，积水潭和海子被包入大城。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又引白浮泉之水入城，加大了积水潭和海子水量，使得通惠河可以开通。通惠河自海子以东南流，沿东皇城根南下出城，再东去通州，与南北大运河相接，使来自江浙的大船可一直驶入大都，停泊在海子内，“舳舻蔽水川陕豪客，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商贾云集。于是海子东岸的鼓楼和北岸斜街日中坊一带，“率多歌台酒馆”，又有售卖各种商品的市场，成了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海子周围又多园林寺观，传说有十座寺刹最为著名，故海子又称什刹海。

北京城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紫禁城仍选址在此时已被拆除的大都宫殿旧地，只是比元宫稍向南移，同时将大都北墙和南墙也向南移动。北京全城呈略横的方形，东西6650米，南北5350米，四面城墙包砖，有九座城门，各门外各有瓮城。城门上有两层三檐的高大城楼。瓮城上有箭楼，四层，以大砖砌墙，十分雄伟坚实。在北京东南、西南二角，城墙上建造了高大的曲尺形平面角楼，也是砖砌四层。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南墙正中的正阳门和它的瓮城箭楼、北墙西端的德胜门瓮城箭楼等城楼和东南角楼了。

紫禁城在都城中轴线中段。在紫禁城紧北，以拆除元宫的废土和开挖紫禁城护城河的土堆成一山，高约50米，称镇山（又称景山），含有镇压元朝王气和形成景观的寓意，山下正好压着元代的延春宫。景山以北沿中轴线有鼓楼和钟楼，与景山遥相对望。

明代为加强北京的防卫，计议加建一圈外郭城，先从居民较多的南面开始，但另外三面以后没有建造，使整个北京最后成为凸字形平面。南面新加的城墙称外城，原城改称内城。外城南部有天坛，内城以北有地坛，内城东、西各有日坛、月坛，形成外围的四个重点，簇拥着居中的皇城和宫城。太庙和社稷坛在宫城正门——午门前左右，紧靠皇宫。皇帝在每年冬至、夏至、春分和秋分要分别到天、地、日、月四坛举行祭祀。天地日月、冬夏春秋、南北东西，这种种对应，显示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

清乾隆北京城

由于南面扩出外城，全城中轴线大为加长，达到7.5千米。依轴线全长，自南而北全城构图可分为三大段：第一段自外城南墙正中永定门到正阳门，最长，节奏也最和缓，是高潮前的铺垫；第二段自正阳门至景山，贯穿宫前广场和整个官城，较短，处理最为浓郁，是高潮所在；第三段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最短，是高潮后的收束。欧洲人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如果以音乐相比，那么全部中轴三段就好像是交响乐的三个乐章：第一段好比序曲，第二段是全曲高潮，第三段是尾声，相距很近的钟、鼓二楼就是全曲结尾的几个有力的和弦了。全曲结束以后，似乎仍意犹未尽，最后再通过北面的德胜、安定二门的城楼，将气势发散到遥远的天际，就像是悠远的回声。在这首乐曲的“主旋律”周围，高大的城墙、巍峨的城楼、严整的街道和天、地、日、月四坛，都是它的和声。

整座北京城就是这样高度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有着音乐般的和谐和史诗般的壮阔，是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名篇巨制媲美的艺术珍品。

永定门旧景

民国正阳门

正阳门

鼓楼和钟楼

北京城的艺术构思还体现了中国人特别擅长的色彩处理能力：中轴线上的高潮即紫禁城，普遍使用华贵的金黄色琉璃瓦，这些瓦在沉稳的暗红墙面和纯净的白色石台石栏的衬托下闪闪发亮；散在四外的坛庙色彩与它基本一致，遥相呼应；城楼和大片民居则都是灰瓦灰墙，是宫殿区的陪衬；它们又全都统一在绿树之中，呈现着图案般的美丽。英国人爱孟德·培根在所著《城市的设计》中说：“也许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作品就是北京了，这座中国的城市是设计作为皇帝的居处，意图成为举世的中心的标志。……在设计上它是如此辉煌出色；对今日的城市来说，它还是提供丰富设计意念的一个源泉。”

在中国，城市不仅是一个聚居的地方，更是专制皇朝派驻各地的政治统治中心，与西方中世纪开始形成的工商城市有本质的不同。为强化政权，在各地方城市也形成了普遍遵行的模式，尤其在北方平原地区，表现得更为典型。一般是城市外廓规整方正，纵轴采正南北向。城四面各开一门，相对二门为干道组成十字，交点处常建钟鼓楼。衙署都在靠近城市中心的显著部位。

沈阳古称营州，辽金时始有城池。明初筑“沈阳中卫城”，方形，四边各开一门，内为十字干道，在干道交点附近建中心庙，是北方城市的典型样式。明万历间，女真族统一各部，努尔哈赤建国大金（史称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迁都沈阳，并始建宫殿。纵街南段路东建八角形大政殿，路西建前朝后寝，宫殿区既不完整又不突出，而且被纵街分隔。皇太极时改城名为“盛京”并改建城市，方城各面均辟二门，组成井字街道，宫殿区即在井字的中心方格内，面临南横街，解决了原来存在的问题。以后又在原城外围扩建一周外郭城，仍为方形，每面二门。

改造前后的沈阳城及后金宫殿

明西安城元朝时称奉元路，是在隋唐长安皇城的废址上建造的，南墙和西墙就是皇城的南墙和西墙。明初（1370年）朱元璋封次子朱爽为秦王，改奉元路为西安，在城内修建规模很大的秦王府，位在元十字形干道划分出的东北部。为不使王府局促于一隅，遂将元城东、北二墙稍向外移。鼓楼在十字干道交点附近、西大街路北。钟楼起初也在西大街，后迁至十字交点处。西安的城楼、瓮城上的箭楼，形象与北京的相近。还有角楼、凸出城外的马面和护城河，整座城池“百雉巍峨，形势厚重，燕京之外，殆难多睹”。

明清西安

西安钟楼

西安钟楼造型端庄稳定，与各城楼、箭楼互为对景，再加上高起的角楼，形成了丰富的立体轮廓。钟楼在平时有报时警夜作用，战时是协调各门守卫的指挥中心。

西安城市布局具有代表性，甘肃酒泉、山西大同、辽宁兴城和北方许多中小城市，基本与西安同，而江苏南通、甘肃兰州、山东莱芜、山西太谷和平遥等城则是对这种布局方式的稍加变更。

山西大同

清兰州会城图

明莱芜县城

城楼和市楼对形成街道对景，丰富城市天际线起很大作用。

四川阆中华光楼

山西平遥市楼

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改前此的分封制为郡县制以来，即实行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不容许其他力量如封王、藩镇军事势力、宗教、工商业、民间组织甚至民风民俗影响到它的权威。2000多年来，“百代皆行秦制度”，各地封王基本上都是“封而不建”，诸王在其封国内只拥有有限的治权而没有主权，甚至本人也成为各级地方官员的监视对象。保证了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各级官僚的最终效忠对象是皇帝而不是诸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都城到各地方城市，就是皇帝统治权威和他派出的代表实行专制政治统治的据点和象征。城市的主人是封建政治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或各级代表政权的官僚，城市是封建制度的强大堡垒；工商业者被称为“市井小人”，身份低贱，没有独立地位，经济活动也受到很大限制，很大程度上带有直接服务于封建主物质消费需要的性质。这些都必将在城市面貌上反映出来，即逐渐采取了早在周代就已经有所实现的规整对称、王宫或地方衙署居中、具有纵横轴线、方正谨严的形态。应该认识到，这种形式不仅具有形式美的意义，更主要的是鲜明体现了皇权专制制度的秩序和权威。

中国古代城市构架，现在在各地往往仍可以看到它的影子。